行政級別和GDP并不能恰當反映城市商業魅力和經濟增長潛力，《第一財經周刊》用類似于PageRank的調查方式結合傳統數據對400個中國城市定位排名，以成都為代表的“新一線”城市脫穎而出。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為來到中國，上任雀巢大中華區總裁，肩負起為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擴大中國市場份額的任務。他陸陸續續在中國待過十多年，以他對中國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國他可以有很大的作為。
“瑞士只有700萬人口，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國的人均銷售額能達到瑞士的數值，那么中國市場的收益不言而喻�！痹谡劦街袊袌龅臐摿r，他曾做過這樣的對比，而他也曾經擔任過雀巢瑞士總裁。
事實上，幾乎每個跨國公司來到中國時都會驚訝于中國的城市數量之多以及人口規模之龐大。對他們的國家來說，可能超過百萬人口已經是大都市，而在中國，能稱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數似乎都要再加個零，中國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過100個。如果拿具體城市來對比的話，法國首都巴黎有220多萬市區人口，而這一人口規模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地級市江蘇無錫或者湖北襄樊;美國第二大城市洛杉磯有300多萬市區人口，大約相當于中國中等人口規模的省會城市濟南或者哈爾濱。
中國的城市人口規模是吸引大公司來到中國的原因之一，對它們來說，這些人口既意味著這里有數量無可比擬的消費者，也意味著這里有數量龐大的人才和勞動力。根據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的報告，中國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達到了51.3%，這意味著中國的城市人口規�？梢缘竭_近7億人。
但是當大公司想要為在中國城市的發展尋找更多的參考指標時卻發現，它們難以找到一個針對數量如此之多的中國城市的現代意義上的分級和分類。在中國，當人們要定位一個城市或者劃分城市等級時，首先考慮的會是它的行政級別，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國城市的形成原因有關。臺灣經濟史學家趙岡研究認為，中國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駐地和軍事駐點，政治和軍事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國際通行的理解，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是資金、人才、貨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國著名城市經濟學家K.J。巴頓就把城市定義為“一個坐落在有限空間地區內的各種經濟市場—住房、勞動力、土地、運輸等等—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網絡系統”。
而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中國城市的發展事實上也正在沖破行政級別的枷鎖，更加貼近現代意義上的由商業驅動的都市。這種突破意味著，依據工商業繁榮程度對城市進行分級已經成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來越迫切。
這是《第一財經周刊》2013年決定從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對中國除傳統一線城市之外的30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和100個百強縣共400個城市進行詳盡調查的原因。
從3月份開始，《第一財經周刊》從《財富》500強企業和中國100強企業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進行了走訪調查，考察了它們在中國的區域布局和未來的戰略重點區域，以及它們對中國城市未來成長性的認識;
與大公司密切相關，《第一財經周刊》還調查了銀行、房地產、汽車、奢侈品、零售連鎖、酒店、快時尚等多個領域的140個一線品牌在全國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們進入的城市數量和開店的數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財經周刊》則調查了來自北上廣等傳統一線城市的1000多名年輕公司人，考察他們在現工作地之外樂意去工作和落戶的其它城市，我們認為，他們的意愿能夠反映出這些城市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們還搜集整理了400個城市的2012年GDP規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財富》500強企業落戶的數量、211高校數量、國際航線的數量、外國使領館的數量、機場吞吐量等，我們認為這些指標可以反映一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能力、教育資源和經濟活躍程度。
在這些一手數據的基礎上，我們對400個城市進行了一線品牌進入密度、一線品牌進入數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財富》全球500強進入數量、大公司重點戰略城市排名、機場吞吐量、使領館數量、國際航線數量共10項指標的單項排名。
其中，大公司重點戰略城市是依據將具體某個城市列為重點戰略城市的大公司數量進行排名;
一線品牌進入數量的排名只計算進入的品牌數量，不計算單個品牌的店鋪數;
一線品牌進入密度是先將每個品牌在一個城市的店面數除以這個品牌在全國總店面數，然后再將140個品牌數據相加，得到一個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數據進行排序。
在這十個單項排名的基礎上，我們又計算了每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0.08%]，具體計算方式為(一線品牌進入密度名次+一線品牌進入數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數量名次)×0.2+(大公司重點戰略城市名次+機場吞吐量名次+外國領事館數量名次+國際航線數量名次)×0.8=城市綜合商業指數。之后，我們對400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從低到高進行排名，指數越低則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排名。
基于這個排名，我們對400個城市進行了全新的分級。
其中“新一線”城市為成都、杭州、南京、武漢、天津、西安、重慶、青島、沈陽、長沙、大連、廈門、無錫、福州、濟南等15個，它們或為直轄市，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龐大的中產階層人群，以及可觀的政治資源;或為區域中心城市，對周邊多個省份具有輻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資源、深厚的文化積淀和便利的交通;或為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省會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便利的交通和獨特的城市魅力。這些城市理所當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戰略要地。
二線城市為浙江寧波、云南昆明、河南鄭州、吉林長春、安徽合肥、黑龍江哈爾濱、江蘇常州等36個城市，按照傳統的方式來描述，它們多數都是中東部地區的省會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較發達的地級市。從現代的城市意義上講，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商業活躍度相對較強，對大公司、大品牌和優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們也正在或者即將成為未來幾年大公司布局的重點。
三線城市為海南三亞、�？�、浙江紹興、內蒙古鄂爾多斯[0.14% 資金 研報](600295,股吧)、新疆烏魯木齊等73個城市，它們多數都是中東部地區省域內的區域中心城市、經濟條件較好的地級市和全國百強縣，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區的省會首府城市，它們的人口規模多數也都在百萬以上，擁有一定的居民消費能力，擁有自己的相對優勢產業，對某些特定行業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綜合競爭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四線城市為浙江臺州、衢州、江蘇太倉、河北張家口、廣東湛江等76個城市，這些城市以中部地區的地級市為主，也包括一些經濟發達省份的相對欠發達地區，它們的經濟發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業或者資源性企業，居民的消費能力處于增長過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戰略中，它們往往要依托于區域重點城市的輻射，但是它們本身對中國本土的中等規模的企業和二線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線城市為云南玉溪、安徽銅陵、安徽宿州、山東菏澤、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等200個城市，他們多數都是中西部地區的地級市，經濟基礎較差，交通不夠便利，成規模的企業數量有限，轄區內農業人口仍占大多數，各自正在探求工業化的發展方向。
這種城市分級方式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城市行政級別的劃分，比如廣東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級別劃分，只是一個縣級市，處于最底端，但是在我們的劃分中，中山市則屬于二線城市。
而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這種分級方式也擯棄了以GDP論英雄的單一指標分級，而是綜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資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選擇等多項更具現代商業意義的指標。比如僅就GDP規模而言，河南鄭州在山東濟南之上，但是在我們的排名中，濟南要高于鄭州。
大公司投資于某個城市，以及公司人選擇把自己的未來投資到某個地方，都是建立在對未來的信心之上，我們認為，這也是衡量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而這種未來正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所在。而外國領事館數量、國際航線開通數量等等，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脫穎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這種信心有關。在我們調查的大公司戰略重點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線”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財富》全球500強企業數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躋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條國際航線數量和10個外國領事館數量在“新一線”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說城市是資金、人才、貨品、信息交流之地，以這些指標來衡量的話，成都也都表現搶眼。根據成都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2年，成都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5890億元，占全國1.6%;實際利用外資85.9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7.7%;進出口總額為475.6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動人口達到465萬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過28%;成都擁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場提供16萬左右大學畢業生和10萬余專業技術工人。2012年，成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317.7億元，在“新一線”城市中僅次于人口規模更為龐大的重慶和天津。
成都所表現出的這種城市商業魅力，也讓它被《財富》雜志選為第12屆財富全球論壇的舉辦地，在此之前，該論壇曾經在三個中國城市舉辦，它們分別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叭ツ辍敦敻弧冯s志將成都評為‘全球最佳新興商務城市’。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還有其他諸多行業及領域成功確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財富》世界500強企業落戶成都就是一個卓越的成就。正因為這些原因和諸多其他因素，我們選在成都舉辦第十二屆《財富》全球論壇�！薄敦敻弧冯s志總編輯蘇安迪說。
如果跨國公司代表了一種外來的和相對前沿的視角，那么民營企業的數量和規模對于一個城市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則更具有切實意義，在這一點上，各“新一線”城市之間的發展狀況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漢的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市GDP總量的比重為41.2%，南京的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對較高，超過58%。而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江蘇無錫，這一比重已經達到64.2%;在浙江寧波，這一比重更是已經超過80%。
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和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帶來的外商投資增速放緩，在未來幾年，民營企業之于城市經濟繁榮的重要性必將進一步提升。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傳統一線城市還是新興城市，年輕人選擇在哪些城市創業以及他們所選擇的創業門類將會對這些城市未來的競爭力起到更具決定性的作用。
在這一點上，成都在手機游戲、杭州在電子商務、武漢在光電產業等新興產業領域已經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業，2012年產業規模達到120億元，杭州約有30萬網商，2012年電子商務產業實現增加值233.38億元。
但是，無論是創業者的數量和創業企業的規模，還是創業者所涉足的領域之廣泛和前沿，這些城市還都無法與北京中關村[-2.40% 資金 研報](000931,股吧)和上海張江高科[0.49% 資金研報](600895,股吧)等國內創業最活躍的地區相提并論。比如在北京中關村，每年發生的投資金額和投資案例均在全國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內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創業板上市企業數量的1/7。
不可否認，與成都、武漢、沈陽等“新一線”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傳統一線城市仍然是資本、人才、信息等資源最集中的地方，這里有著最豐富的教育資源，聚集著最大規模的優秀人才，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資更加活躍，創業的氛圍更加濃厚，創業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強烈。
對于新興城市來說，如果說吸引大企業入駐更多是依賴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資源以及區位優勢和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那么創業的活躍和民營經濟的繁榮則更多地依賴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資平臺和信息交流平臺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會環境的優化。兩相比較，前者更多屬于城市硬件、先天優勢，后者則更多地依賴于城市軟環境的建設，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搶占未來競爭的制高點。
整體而言，我們希望這個新的城市分級能夠幫助公司和公司人發現那些之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城市，發現人才和資本正在往哪里聚集，發現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納能力，當然也發現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資集散功能，從而能夠對自己的未來做出更科學的決策。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們仍將致力于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報道商業意義上的中國“新一線”城市，以期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城市未來發展趨勢，把握中國商業發展的脈絡，把握中國經濟的未來，為讀者創造更多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