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住房現狀

　　1、城市農民工人均住房面積多年維持在不足4平方米的水準

　　盡管中國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在過去的20多年里得到大幅度改善，全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增長迅速：1978年為3.6平方米，1980年為3.9平方米，1985年為5.2平方米，1990年為6.7平方米，1995年為8.1平方米，1999年為9.8平方米，2000年為10.3平方米，2001年為15.5平方米，2002年達到20.4平方米。2003年底寧波市居民的住房使用面積已經達到22.54平方米。該市已經將城鎮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積低于11平方米的家庭全部納入了住房保障系統，計劃要達到人均12平方米的最低標準。但是根據我們的調查，盡管居住在自租房內的農民工居住條件相對好于單位宿舍，而居住在單位宿舍的農民工相對好于工棚里的農民工，但是農民工的住房在過去5年內始終維持在接近甚至低于生存標準的水平，人均住房面積一直維持在很低的水準，另外，據2000年3-4月武漢科技大學和武漢市房地產交易互換中心對武漢市778戶外來人員的住房需求狀況進行了調查，發現只有2.05%的家庭承租較大面積的住房（80平方米以上），24.15%的家庭住房和營業用房合在一起而難以計算居住面積，其余73.8%的家庭住房面積僅在5-35平方米之間，大部分農民工家庭的住房承租在地下層5平方米的房間內�？梢酝茢�，農民工在全國各大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積有一致的傾向，即人均住房面積很少。

　　2、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工的住房設施簡陋、環境差

　　截至到2009年夏天，寧波市區居民的住房配套率高達98.75%。而農民工的住房設施不齊全、住房環境極差。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他們的房間內衛生設備缺乏，共用自來水龍頭、廁所、淋浴，這些“公用設施”在使用高峰時段非常擁擠甚至出現混亂不堪的局面。建筑工地的民工以及住在單位宿舍的民工不被允許單獨開火做飯，只準吃食堂。農民工房間內桌子、椅子多是他們撿廢舊木材自制而成。房間內很少有衣柜，衣服等日常用品只能隨處堆放。農民工居住的工棚、自租房和宿舍周圍環境很差，臟、亂、噪音污染嚴重，缺少綠化，無物業管理，居室內更談不上裝修。與此相比，2009年寧波市區居民住房裝修率已達90%，整潔、綠化面積逐漸增加，物業管理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有70%，2008年有78%，2009年達93.3%的農民工住房內沒有床。農民工主要在地上鋪木板做床，或者利用廢舊木料自制成“床”。到2003年有96.7%，2009年達98.3%的農民工住房內配置了床，這些床大多是上、下鋪位，看上去很新。被調查的農民工反映寧波市政府曾經于2002年底對農民工的住房條件作出了一些規定，其中硬性要求雇主必須為每位民工配備有床。

　　3、農民工住房條件同質性強

　　中國城市住房市場化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城鎮居民之間的住房利益分化現象突出。與城鎮居民住房分化突出的現象相反，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表現出異常的同質性。無論從年齡、性別還是職業的緯度對2007年至2009年的寧波市農民工的住房面積平均數進行F檢驗，F值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說明，城市農民工的住房沒有分化現象，不同性質的農民工消費著大體一致的住房。

　　盡管農民工住房的絕對條件差，但是他們對自己在城市的住房滿意度水平并不很低，甚至還接近滿意水平的3分。這種現象與馬爾特？魯布克（MalteLübker）的研究相左，他認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國家，或者說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有90%以上的人體驗到了因為全球化而出現的巨大不平等，并由此產生了很強的相對剝奪感，有很高程度的不滿意。但是中國城市里的農民工盡管有可能遭受著絕對剝奪，他們的相對剝奪感并不是很強。

　　農民工的居住模式

　　大多數農民工不能與自己的配偶及子女一起生活，他們被迫與其他陌生人一起居住。因此，研究農民工的居住伙伴類別及其變化，一方面可以推測農民工群體內部結構的變遷，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讀農民工正常生活被剝奪的程度。

　　李強指出，在未來幾十年里，在農民工的居住模式中，分居的家庭模式會是我國農民工家庭的一種主要模式。他把農民工的家庭模式細分為單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姊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以及全家外出型。從家庭生活的角度分析，農民工處于絕對剝奪狀態，當然這種結果是農民工主動選擇的。不過，以家庭形式居住的農民工所占的比例處于上升趨勢，從2007年的16.7%上升到2009年的23.3%。這暗示著全家外出型模式有可能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居住模式。當然，在目前狀態下，農民工主要的居住方式還是與其他打工者集體居住，其比例在2007年為35%，到2009年發展到58.3%。